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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甫帖事件当艺术遭遇市场学术操守变质

2018-10-28 11:50:09

功甫帖事件:当艺术遭遇市场学术操守变质

中国青年报     苏轼大概不会想到,他写给亲密好友郭功甫的一封告别信,寥寥9个字,会在900多年后的拍卖会上拍出822.9万美元(约5037万元人民币)的高价。更没想到的是,随之而来的《功甫帖》真伪之争因为越来越多的参与者,而陷入了“罗生门”。当艺术进入了利益至上的艺术品市场,原本纯粹的学术争鸣“为谁说话”似乎已经比“说什么话”更重要了。

《功甫帖》遭遇“罗生门”

《功甫帖》整幅作品是立轴,包括4个部分:苏轼《功甫帖》,上书“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”(右上);清代书法家翁方纲小楷题跋和题诗(左上);翁方纲《功甫帖》双钩廓填的摹本(右下);民国时期收藏者许汉卿的题跋(左下)。

2013年9月,上海收藏家、某公司董事长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高价购回《功甫帖》。这位收藏家曾公开宣称:“我的弱势是没有任何艺术收藏专业知识,我的优势就是有钱。”

购回《功甫帖》本来也只是他“不差钱”收藏行为的普通一次。然而,当年12月20日,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(以下简称“上博”)的3名研究员钟银兰、单国霖、凌利中,称这件作品是“双钩廓填”的伪本。所谓“双钩廓填”,指的是先用墨线沿着字的笔迹勾描出轮廓,再填上墨色。

12月22日,苏富比方面发出声明,“我方对作品的真伪性一向万分认真……一贯恪守艺术拍卖业界的德行标准”,坚称其为苏轼真迹。

12月23日,刘益谦发布长文声明,称作为买家他愿意保持中立。但12月26日,他再次发表声明,态度骤变,向上博连发三问,质疑其结论。

2014年1月1日,单国霖、钟银兰、凌利中撰写的两篇长达14000余字的报告,发表在《中国文物报·收藏鉴赏周刊》,详细解释了判为伪作的原因。

1月13日,苏富比在其官方微博发布《苏富比对有关苏轼〈功甫帖〉质疑的回应》,对报告提出的“鉴藏印多为伪印”、“翁方纲题拔与题诗是伪作”等质疑逐条反驳。

1月28日,上海收藏家颜明突然发表《致藏家刘益谦的公开信》,称刘益谦曾在2013年8月底即拍卖会前夕,向他请教怎么看待这件《功甫帖》。公开信中写道:“我专门请教了上博和故宫的专家,专家们通过研究,一致看假,并认为作伪水平不高,提了几点看假的原因。我通过和短信向刘先生转达了上博和故宫专家看假的意见,并劝他和专家们联系。”此言一出,风向又变,似乎成了刘益谦在知假买假。

农历新年的爆竹并没有冲破弥漫在《功甫帖》上空的迷雾。2月18日,刘益谦及其团队带着《功甫帖》来到北京,不仅请来了已故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的弟子萧平、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、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赵长青等专业人士,还请到了中国嘉德、北京保利、北京匡时等中国拍卖行的老总,广邀媒体,展开了一场热闹的现场鉴定会。

鉴定会兼发布会现场,刘益谦团队公布了《功甫帖》的高清扫描图、6000万像素的高清背光图,和数码显微镜放大50倍的效果图,并现场用手持式无线视频数码设备对《功甫帖》进行了现场放大扫描,从墨色、纸张、收藏印等方面得出结论:这件《功甫帖》为自然书写,上博“双钩廓填”的说法无法成立。

《功甫帖》曾涉及千万元关税

除了专业人士和爱好者,其实之前并没有多少人知道《功甫帖》,更对其真伪不感兴趣。普通人知道这场争论,是源于2013年12月21日,《新民晚报》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《苏轼书法〈功甫帖〉被指“伪本”》一文,报道了3名上博研究员鉴定《功甫帖》是伪作。全文没有刘益谦方面的回应。对私人藏品真假这样的敏感问题,研究员没有首先告诉藏家,征得其同意后再在媒体公开发布,这也是上博一方后来一直被诟病的原因之一。

不过,《新民晚报》在“采访手记”提到的原因也不能忽略:“在近期舆论宣传中,媒体、专家和政府有关部门已有将这件拍品视作真品之势,并有人吁请国家在关税政策上开‘绿灯’,以期更多流散在海外的重量级文物回归……如若伪品能披着真品的外衣,堂而皇之地入境并享受到相关政策,将为日后的文物回流工作埋下无穷后患。”原来,《功甫帖》在购得之初,因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关税,一度滞留香港,上海自贸区成立后才得以免税进入上海。

如此,《功甫帖》的真假已经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,还是一个利益问题。双方阵营中,都不乏专家,都是言之凿凿。书画鉴定是一项专业性极高的工作,闹得沸沸扬扬的《功甫帖》,行外人其实并不明白鉴定结果中那些深奥的专业词汇。而学术上的争论,一旦掺杂了利益,再加上媒体炒作,普通的围观者,就如同买不起越炒越高的艺术品一样,如今连真假都“不够资格”知晓了。

据悉,《功甫帖》将从3月28日起如期亮相于刘益谦创办的龙美术馆,关于此帖真伪讨论的文献也将一同展出。发布会现场,艺术品爱好者程辉(化名——注)因为挤不进去,只能在场外张望。他调侃地说:“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刘益谦、《功甫帖》、龙美术馆,有时候我真怀疑整个事件是一个策划好的大广告。”

如今,上博一方自从发布论文后就销声匿迹,再无回应;刘益谦一方后发制人,似乎形势大好。北京的发布会现场,虽然人头攒动,但没有一个上博的专家到场。发布会结束后,有媒体联系到钟银兰,她说:“我的看法已经公布,不会改变。他(刘益谦)如果要研究什么、说什么,那是他的事。”而颜明表示,之前请教过的上博专家正是钟银兰,另两位故宫专家不方便提及。

上海收藏家冯飞龙谈及艺术品的真伪之争时,认为学术进入市场,其实很不科学。“学术历来就是有争论的,只是角度不同、认知不同,没有对错之分。而艺术品市场利益纠葛颇大,所以买家和卖家都不能作为可信的者,应该成立第三方鉴定机构做一个客观的判断。”

没有人能透支国家信誉

书画收藏家朱绍良介绍,关于中国古代书画真伪的辩论一直存在:20世纪60年代,郭沫若和高二适关于《兰亭集序》的“兰亭论辩”,连毛泽东都支持双方各在《光明》发表文章。20世纪90年代,美国的中国绘画史研究元老、不久前刚刚去世的高居翰,提出美籍华人王己千收藏的五代时董源的《溪岸图》,是张大千和徐悲鸿画的伪作。争论之后,《溪岸图》在大都会博物馆做了一次科学检测,结果高居翰认输,他主动对王己千说:“对不起先生,我错了。”朱绍良说:“这些往事说明,古代书画的真伪是可以大家来商榷的。”

所以,3个专业人士指出一件从拍卖会上买回的东西是假的,这并不是一件多大的事。只是,“上海博物馆”这个单位名称的高光盖过了3个具体的人。事件发展到,似乎成了一个国家博物馆对私人藏品的“指指点点”。

在发布会现场,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易苏昊说:“我对这件事挺震惊的。因为国家鉴定委员会有纪律,其成员不能在媒体上对任何博物馆的东西进行真伪质疑,这是一条工作纪律。钟先生(钟银兰)和单先生(单国霖)都是国家鉴定委员会的委员。”此次,刘益谦团队进京召开发布会,正是以龙美术馆的名义。

观复博物馆创始人马未都也受邀来到现场,他戏称自己不是来打群架的,而是站在中立的角度说话。“如果这3个人不是上博研究员,那可以随便说,但当他们扣上国家机构头衔的时候,就需要谨慎。所以事件一发生,上博就立刻出来择清关系,称是个人行为,可不幸所有媒体的报道中,一定会把‘上海博物馆’搁在前头。读者记不住3个人的名字,可一定记得住上海博物馆。”马未都说,“学术理论着作应该先在学术刊物上发表,再由媒体报道,现在是反着了。公共权力为自己的某种目的谋私,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。”

马未都说,民办博物馆遇到的困难,很多是国家博物馆不曾感受到的,“光海关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”。对于作品真伪,马未都自认“无权说话”,他能说的是,“没有人有权透支国家信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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